将军的约定 (第2/2页)

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。

    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﹐参加了三青团。三青团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﹐开展了一些活动﹐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﹑招待所﹐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﹔举办夏令营﹑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﹔建立战地服务队﹑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﹑伤病员和军人家属﹐开设青年服务社﹐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。

    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﹐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﹑防共﹑反共的政策﹐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﹐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。他们着力扩大组织﹐在学校﹑机关﹑团体﹐到处出现了“集体入团”﹑“举手入团”等拉夫现象。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﹐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﹐宣扬“一个主义﹑一个政党﹑一个领袖”和对蒋介石的愚忠﹐进行“精神训练”﹑“生活训练”等。有些地方的三青团﹐被复兴社分子cao纵﹐堕落成了特务组织﹐与军统﹑中统沆瀣一气﹐设立青年劳动营﹐关押﹑迫害爱国进步青年。

    曼群曾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给本尧说：“你虽然是三青团书记，这个组织让人越来越失望，我准备退出组织了呢。”

    “我这个书记也就是个挂名书记而已，说退就退？我哪有你自由。”本尧苦笑。

    “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，我们就不谈这些了。曼群，你是个文人干的又是社会喉舌的事情，舆论也是战场，你性格刚直，如今这乱世之中，还要学会权变自保。我好歹也是国军二级上将，你有困难之事，请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全力处置。”本尧缓缓地说到。

    本尧作为国民政府高官，长期与共产党人打交道，多次和曼群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、诚恳、吃苦耐劳、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。他感慨万端地说：“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，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。”一直主张国共合作，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。

    当曼群从上海满怀希望的赶到NJ市鼓楼头条巷15号——张公馆时，方才得知，本尧已于4月初北上北平，带领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于进行停火谈判。

    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，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，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。至此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停火谈判成了国民政府苟延残喘的最后的一根稻草。

    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，其经济、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。在经济方面，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，物价连续倍长，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，农村经济日益破产，人民苦难深重，民不聊生。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，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，愈演愈烈。

    从四月初到四月二十日，就如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，很快消息很快传到南京，和平谈判失败，国民政府拒绝接受《国内和平协定》。

    然而，作为谈判团团长的本尧，却没有回到南京，留在了北平。一时间，众说纷纭。直到本尧发表《对时局的声明》，社会各界才焕然大悟。

    他说“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，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，当机立断，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，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。国家要求新生，也正在新生；人民要求新生，也正在新生；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，不能新生呢！”

    原想依靠本尧高官身份去往台湾的计划，显然没了结果。本尧自己都选择留了下来。

    面对这片经历着巨变的大陆，曼群感到世事沧桑变化让人猝不及防，也如浓雾弥漫，一时间看不清未来的模样。

    该追随什么？舍弃什么？对曼群来讲，这决然的抉择，已经不仅仅是生存的意义，还涉及自己更看重的精神内核。自己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，怀着信仰的忠诚亦步亦趋，现在当历史无情地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，为三民主义、国民政府拉上终结的帷幕，上至党首，下至党员，惶惶无措，各自奔逃，悲凉至极。

    回望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三十八年，中国基层的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。失去农村、失去民心是失败的主要问题。

    中国是农业大国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。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，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，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。

    同时，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，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，乡村阶级冲突加剧。南京政权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，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持续减弱，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、征赋、征丁，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。

    “是时候也像本尧一样，应该考虑自我新生的问题了吧？”曼群心里暗想。就如一程的终点，已然到站，是时候踏上新的人生旅程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旧时代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本尧、曼群这一代人身上，能存在可能的“新生”吗？就如本尧，一纸“声明”就真正能割裂与自己曾经奋斗一生的信念？

    曼群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迷茫。